对催眠关系的认知之合作派

对于催眠关系中，催眠师与接受催眠的人之间的关系理解，有的认为是催眠师掌控全局，有的认为是接受催眠的人，而另外一个派系认为两者之间是合作同等的关系，这一派系被归为合作派，主要创始人就是催眠大师、医学博士艾瑞克森。

这一派系的人认为催眠反应可以反映出来访者内部动机与兴趣之间的相互作用、催眠师的灵活性和敏感性，以及催眠师与来访者之间的和谐程度。其中有一个理论认为：……催眠应该首先是情境的结果，即情境中人际和内心关系建设性地发展，它既服务于催眠师，也服务于受试者。这一点既不能通过严格的程序和固定的方法来实现，也不能通过努力达到某个具体目标来实现。人类行为是复杂的，动机也是隐蔽的，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参与联合活动的两个人之间的任何一种情境中，存在着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

合作派强调贯穿催眠内部变化的过程有三个单元。催眠师、受试者、催眠师—受试者三者中的任何一方都是一个自主系统，它们又在一个“共同体内相互协作。合作派强调催眠状态总是发生在关系的背景中，催眠师和受试者都不能被看做是彼此独立的。

在合作背景下，催眠师和受试者有着以下不同的假定角色：

无论催眠师起着什么作用，受试者的作用具有更多的主动性功能。这些功能来自能力、学习和整个人格的体验史。催眠师仅仅引导、指向、监控，并向受试者提供创造性工作的机会。为了实现以上作用，催眠师必须理解情境及其需要，充分保护受试者，还要能够识别巳经完成的工作。催眠师必须接受和利用所形成的行为，并能够创造有利于受试者充分发挥功能的机会和情境。

因此，这一派别的催眠术方法遵循利用的原则进行合作，其中来访者的自我表达模式被视为构建治疗性催眠的基础。这需要适应性的而不是标准化的指导，即催眠师先是跟随，然后再对受试者正在发生的行为进行引导。所以说，进入催眠状态的途径总是独特的，是以催眠师和来访者双方独特的表达为基础的。换言之，催眠状态是催眠师与来访者中经验和人际作用的呈现，因此使得双方会越来越接纳对方。这一派系理论的基础是合作、利用和灵活性。

催眠关系在不同的方面有着不同的概念：独裁派认为催眠师的威力是主要的；标准派关注的是受试者的催眠易感受性；而合作派则强调催眠师与受试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似乎已经造成了无尽的争论，尤其是在实验者与临床医师之间。例如，实验者倾向于谴责临床医师拒绝承认“科学的事实”，即很多临床医师通过驳斥实验室结果缺乏生态效度的方式而加以拒绝。虽然许多研究者并没有陷入这种相互对抗的状态中，但是现存的两极分化仍是不幸的，因为它否认对方的贡献。

为什么会存在这些分歧？差异可能部分归因于各流派源自不同的情境背景和兴趣。

独裁派催眠师通常处在一个必须显示出自己能力超凡和威力无比的情境中，而实验室研究者则是在引起探究的现象中接受训练，并投入在客观的观察之中。现代临床催眠师尽其所能去帮助来访者，而且要不断地对治疗关系的本质进行质疑。相应的，娱乐者或有超凡魅力的表演者、实验者和临床医师都有必要采用不同的观察框架、意图和交流策略。

他们还会对其数据有不同的解释。例如，在考虑受试者未能进入催眠状态的问题上，独裁派操作者倾向于把这个看成“阻抗”；标准派实验家会得出受试者对催眠“没有易感性”的结论；合作派治疗师则认为有必要利用一种更适合的交流策略。通过了解这些基本分歧源自不同情境背景，我们就能够开始看到这些流派之间潜在的互补性了。

当然，很有可能要继续保留一些不可消除的分歧，或许最重要的疑问为是否所有的人都是可被催眠的。许多临床医师都给出了肯定回答，大多数实验者却持否定态度。然而，甚至这种看似不可调和的分歧都可以归结为语义上或者程序上的差异。正如佩里、戈尔方德和马克维奇所指出的那样，催眠状态通常被临床工作者定义为受试者的主观体验，而实验者则根据通过的行为数量来对其进行评估。此外，实验程序规定了一套不可改变的条目，而临床实践则要求催眠师运用那些对每个来访者来说最有效的技术。因此，反对者们可能正在讨论两种不同的现象，争论的也是不同系列的数据。通过建立一个共同的讨论基础，不同的立场才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整合。
      在合作派的观念中，对于催眠关系的理解更加人性化，他们所使用的催眠术更多的是扮演着引导和指路的作用，充分考虑和重视受试者在催眠中的角色地位，并且对于催眠师也不存在贬低和不在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