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眠与心理学之间的联系

　　布雷德提出“视神经疲劳说”，法国的利比尔特继承了布雷德学说的精髓，强调受术者的主观因素，提出了“人为睡眠状态说”，并著有《人类睡眠理论》一书，并在法国Nancy医学院联合了生物界、法律界的学者共同对催眠进行研究，形成了催眠学的“南希学派”。这一学派认为：催眠状态是受术者接受了施术者的暗示所致。这一主张改革了布雷德的施术方法，仅采用暗示诱导，便可令受术者进入催眠状态。南希学派的暗示说侧重心理方面的研究，比布雷德单纯以生物因素为主的视神经疲劳学说进了一步，更具有说服力。

　　与之相对的是法国著名神经学家Jeam Charcot，他对催眠的研究侧重于病理学方面。他认为催眠与歇斯底里状态本质相同，都是神经系统疾患的表现，换言之，催眠术是以一种人为诱导的短暂歇斯底里罢了，他提出歇斯底里说。依据这种观点，他把催眠现象分为大、小催眠两种，分别类似于歇斯底里的大、小发作，他的上述观点当时在学术界颇有影响，许多人士前往学习，其中包括年轻的弗洛伊德。这一学派据其发源地而被称作Salpetriere(沙尔帕特里)学派，它与南希学派互相争论，水火不容，但最后，论战以南希学派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与催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青年时代的弗洛伊德曾在Charcot的实验室工作过。数年后，弗洛伊德成为催眠学的公开拥护者，并在自己的治疗上加以运用。他对病人使用直接暗示，还与同样身为科学家的朋友约瑟夫合作，对病人实施催眠疗法。二人最为著名的病例就是对安娜·欧的治疗，安娜患有当时被列为癔症的一系列症状。弗洛伊德通过催眠她，可以将这些症状追根溯源到现实生活中，并由此得以治愈。但是后来他遇到难题，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催眠治疗效果都这么明显，有些人的效果不能持久。同时他还担心患者会将自身的强烈情感移到治疗者身上(这一过程叫做移情)，而对治疗师产生过度的依赖。

　　后来他又到南希学习，在处理那些对催眠反应不佳的病例中，弗洛伊德发展了他的“自由联想”技术。因为南希学派更注重心理方面的研究，渐渐的弗洛伊德认为心理分析优于催眠术，从而他放弃了催眠学。

　　一些批评者提出：弗洛伊德并不十分擅长催眠术，因此才想出来自己擅长的一项新技术——自由联想。也许，更大的可能是弗洛伊德对当时实施催眠术的方法不甚满意。不管原因是什么，催眠的科学发展和研究又再次被搁置了。

　　催眠在历史的长河中跌宕起伏，20世纪初期，科学界对催眠的兴趣逐渐减退，部分原因是弗洛伊德与其他科学家在心理分析领域发展了新方向。催眠不在被当做理解大脑，潜意识分析的工具，也不再被用来治疗患者。这样，催眠术在历史上又一次被杂耍艺人和舞台表演者用来哗众取宠，而科学再次将催眠术拒之门外。

　　不过仍然有一些医学专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催眠事业的发展，法国人皮埃尔·简列特认识到“潜意识”是与意识并存的永久性状态。他认为，大脑在催眠中被分离，即分裂为意识和潜意识。这个观点和弗洛伊德的观点很像，与同时代人不同的是，简列特依然相信催眠的作用。只是在那个年代，他不得不接受催眠被忽略的现实，他预言道：催眠终有一天会再次成为严肃科学的研究领域。

　　另一位对催眠兴趣不减的专家是美国心理学家波利斯·萨迪斯，他出版了著作《暗示心理学》和《催眠术：历史、实践与理论》。这本书使学术界对于催眠术的兴趣得以延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恢复对催眠的热情，因为当时催眠术十分适用于战争创伤性神经症。这一治疗方法后来在二次大战时又得到了广泛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