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眠术还能用来破案？

        作为调査过程的一部分，特别是当人们无法以其他任何方式获得核心信息的时候，在有清晰指导原则的情况下（例如，进行录像并使用非引导性的提问），催眠仍然可以偶尔被用来提升个体的回忆程度，从而尝试复原那些他们无法在意识层面记起的犯罪细节。在目击犯罪或遭受伤害的过程中，个体的意识心灵常常会深陷感受之中（例如，恐惧、迷恋、迷惑）以致他们意识中的记忆是很糟糕的。因为人类信息加工具有多维度的性质，所以那些逃过意识的侦查的记忆和细节很可能并没有逃过潜意识的认知同化过程，还能在之后被回忆出来。

        好几个有名的犯罪案件，或者说臭名昭著的案件都是通过由催眠所获得的信息而破获的。其中一个案件或许还能被许多人所记得，那就是获得全美国关注的‘‘乔吉拉绑架案”。在这个案件中，一名校车司机和他车上所有的学生在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乔吉拉小镇上被绑架了。3个男人占领了校车，将其开到附件的一个采石场中，并将车上的所有人都藏在了采石场中。然后他们向镇上的人索要赎金。校车司机事后得以逃生。作为催眠领域中一位真正的先驱和颇有贡献的专家，威廉•克罗格博士受邀在这位司机身上实施催眠，而这位司机最后得以回忆起其中一位绑匪的卡车的车牌号码（尽管数字的次序颠倒了），以及采石场的方位。这一通过催眠所获得的信息帮助警方解救出了儿童，逮捕了绑匪，而绑匪也在之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克罗格博士所掌握的有关催眠的知识是惊人的，除了多年实践医学催眠以外，他对于催眠在司法界的应用也很有建树，因此他是第一位向位于匡蒂科的政府机构调査员教授催眠的人。

        在法庭上使用由催眠所获得的证词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做法。在由催眠所获得的信息是否有效这一问题上，专家们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催眠有可能会对记忆造成不利的影响，特别是通过有意或无意的暗示所造成的记忆歪曲。一方认为，从一个被催眠的个体那里所获得的信息和从记忆那里得来的任何信息同样可用且可靠，且鉴于记忆本来就可能会有所歪曲，因此催眠对记忆的歪曲程度并不会超过前者。另一方认为，催眠不可避免地会改变记忆，而被催眠的证人可以在催眠中说谎，并很可能使用幻想出来的材料，或因调査者的提问具有某种引导作用，因而会用自己采集来的信息去填补记不起来的细节。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证人们可以信誓旦旦地保证记忆的准确性，但实际上他们的记忆完全是错误的。精神病学家和催眠专家赫伯特•斯皮格尔曾将这种情况命名为“诚实的说谎者综合征”，因为个体并没有有意去歪曲所发生的事情。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和记忆的本质有关的。事实上，这两个和催眠有关的观点——催眠可以产生可靠的记忆和催眠可以产生不可靠的记忆——都是正确的。两者的冲突是一个伪冲突，这个冲突的产生是因为它具有“非此即彼”的特性，而这个非黑即白的观点在这里是不正确的。所有人类的记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对体验的扭曲，因为记忆是对于一个事件的内在表征，而不是事件本身。体验一件事情，然后在之后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是由多种因素所调节的。这些因素包括是否需要对某些事情加以注意的价值观、心境、注意力向内聚焦或向外聚焦的质量、预期、之前在类似情景下的体验以及许多其他的因素，这些都是需要考虑到的。

        在我看来，我们对通过催眠所获得的信息是否有效的态度应该和对通过其他手段所获得的信息是否有效的态度相同。这些信息应该通过其他的手段进行考量、评估和证明。如果一个人有说谎的动机，那么催眠也不可能阻止他说谎。如果一个人必须歪曲或错误地表征某个体验，这也不会只是因为催眠的缘故。一个人不需要正式的催眠也可以填补记忆的空白，或者跟随他人的引导；这些过程在任何人类身上都在发生着。我完全同意澳大利亚记忆和催眠研究者皮特•西汉和凯文.麦克康克的看法，他们认为将记忆歪曲归咎于催眠是不合理的，因为有证据表明记忆的歪曲并非催眠所独有。

        尽管有许多证据表明，无论是否使用催眠，记忆都是不可靠的，但司法界对于如何面对由催眠所获得的证词这一问题上的做法并不一致。因此，你需要花时间获悉你所居住的地方的法院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这一点十分重要。有些地方具有“一票否决”原则，禁止在法庭上使用任何由催眠所获得的证词；而另外一些法院可以允许在一定指导原则下使用这些信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执业所在地的法律法规的话，那么就容易让你在和那些可能会在未来有司法诉讼的人工作时陷入不利的处境。

        在司法领域中，另外一个可以使用催眠的情境是去帮助证人或受害者减轻和犯罪案件有关的应激和困扰。一位有技巧的执业者可以通过让人们进入另一种不同的心理框架来减轻创伤，做法是帮助那些人将他们的注意力从曾经发生的事情上转移到另外一件事情上，或者从这个体验的某个令人不舒服的维度转移到至少相对中性的某个维度上，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积极的维度上。当人们被唤起某个创伤体验时，他们当时对自己所说的话和所下的结论会极大地影响到他们的复原速度和程度。

        在司法领域使用催眠时，我们不能不考虑到那个回忆创伤细节的人所具有的情绪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采取措施确保这个人在情绪上的安全感和福祉，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让被催眠者一个人去承担由催眠所唤起的记忆带来的痛苦，那就是让本已经脆弱的人再承担一次创伤。